在下文中，历史学家科大卫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从明代盐引制度的兴衰出发，重新理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制度局限与历史困境。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拟。 《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作者：科大卫 译者：周琳 / 李旭佳 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6年9月 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 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家常常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中国社会的何种特质阻碍了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在最新一轮的论战中，以下的观点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考察了白银流入对后期帝制中国的影响，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论述了欧洲与中国在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诸多的相似。按照前近代的标准来衡量，18世纪的中国有着优裕的物质生活、领先的科学技术、相对高的教育水平和丰富的贸易经验。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和美洲那样顺利地经历19世纪的煤铁工业转型呢？ 在本书中，我会在中国与“资本主义”狭路相逢的历史情境下展开一系列论述。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常常用它来指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这不是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我将从“资本”这个词根出发来对它进行阐述，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述之中，“资本”是财富的组成部分。在这本讨论中国与资本主义的书中，我将考察使资本能够对经济施加影响的种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将会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研究。在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中，我会解释中国如何与西方分岔以及18世纪如此成功的中国经济为何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遭受如此巨大的挫败。 首先，我希望阐述一下对目前已有的中国史研究论著的基本观点。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是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区别于土地和劳动力，正如利息是价格的组成部分，但却区别于租金和工资一样。资本不同于劳动力是因为它可以累积，不同于土地是因为它可以流动。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说明资本能够流动的原因。它只是假定资本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产生，贸易伴随着劳动分工产生而成为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人们撰写了一系列市场史。而这种观点在20世纪初遭到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挑战，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观点强烈地影响了我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设相反，他们认为不均等优势并不必然引发贸易，因为贸易只有在拥有健全配套制度的时候才能得以进行。他们所指的制度就是对结算信用的安排，例如货币（特别是纸币）、会计、法律以及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的银行。费尔南·布罗代尔从这一前提出发，对这些制度的历史轮廓进行了重新勾勒。 因此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中国的经济繁荣，而是其工具的演变。资本主义的制度必须是有助于资本持有和流通的机制，也就是货币和一些十分常见的书面保障机制，其中包括土地契约、会计账簿、合同、股票、债券和任何形式的储蓄与贷款凭证。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可以是家族企业、特许公司、寺庙或者宗族。目前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详细地描述了商人们参与农业和工业，但这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参与。而只强调中国被抑商的观念所主导也是不对的：虽然存在对商人的贬抑，但更为重要的是去认识帝国的贸易如何取得繁荣，以及某些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如何达到高技术水平。这种卓越的技术水平伴随着富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国内和国外同时赢得了十分可观的市场。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商人在从事贸易时所使用的机制一定可以实现资本的持有和流通，也不能假定只要存在资本持有和流通的机制，它们就会有效地运作。这类工具的运用是与观念、法律、商业实践以及经纪关系紧密相联的。 商业繁荣背后的制度局限 实际上，在明代政府的鼓励之下，中国的确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在17世纪，这个萌芽却又被政府扼杀了，盐业贸易的历史非常明显地印证了这一点。 为了从16世纪的盐业贸易探寻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首先必须检讨中国历史学家的一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力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体现。的确，明代的手工工场曾经使用雇佣劳动力，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其实是偏离了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定义，同时也误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最核心的论述，尤其是关于资本如何在手工作坊中积累的问题。如果雇佣劳动力的存在就意味着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那么历史学家们能从中国各朝各代中发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就丝毫不足为奇了。这样一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究竟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为什么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它都没有经历进一步的成长。毕竟，两千年的历史跨度实在是太长了。 我认为，在明清的作坊中寻找早期资本主义的论著，混淆了作坊与工厂的界限。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也并不是引致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