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清晨，前敌指挥部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问的不是敌情，而是自己人：红军连夜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哨，打不打？接电话的是右路军政委陈昌浩，他不回答，转头看徐向前。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这一分钟里发生的对话，后来被反复写进回忆录。但要真正看懂这场深夜抉择，得把镜头往前拨一天。 9月8日，陈昌浩和徐向前联名给张国焘发电，写的还是“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9月9日张国焘回电，命令右路军掉头南下。陈昌浩的态度就在这一天变了，他同意南下，倒向了张国焘一边。徐向前不同意南下，但他更不同意分兵，不愿意自己带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被切成两半，于是也表示同意南下。所以那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陈昌浩的犹豫不是临场慌张，而是三天里反复摇摆的落点。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走到徐向前住的院子里，问他：“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走了，连夜率红三军团开向俄界，和一军团会合。 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得到报告：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他后来回忆，自己当场“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脑袋麻木得很。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电话来了，请示打不打。徐向前说，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专门为陈昌浩写了一句：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这句话很关键，手握最后决定权的人，同意了这个电话答复，红军没有打红军。 但那个上午，指挥部里还有另一半场景。徐向前躺在床板上蒙着头不想说话，陈昌浩却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陈昌浩给包座前线的傅钟、李卓然送去一封“特急飞传”的信，信里写的是：“赶快回来，中共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 傅钟赶回巴西，看到陈昌浩在大庙里召集右路军干部开会，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共丢下我们逃跑了。散会时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9月15日，张国焘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接受了张国焘的任职。南下的结果写在数字里：红四方面军总兵力从8万人锐减到4万多人。这条路线，走不通。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退到四川甘孜。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会师之后，新的任务来了。11月，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一部2万余人西渡黄河作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面对的是马步青、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3万余人和10万民团。河西走廊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援军。孤军苦战四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还是失败了。 1937年3月，西路军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陈昌浩宣布，他和徐向前回陕北汇报，余下的部队组成几个支队，就地分散活动。当晚两人离开部队。后来陈昌浩因病与徐向前分手，辗转回到武汉，与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再赶赴陕北，1937年8月到达延安。 徐向前后来评价他这位老搭档，说得很直接：这位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后来见共产国际不承认那一套，知道自己也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 他向徐向前流露过，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意见是从。徐向前说，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共无可非议，但作为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情绪在内，更不该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1939年7月，周恩来骑马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决定送他去苏联医治，陈昌浩携子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病。8月27日，周恩来、陈昌浩、李德、孙维世、陈祖涛等人从延安机场登上一架道格拉斯飞机。这一走，是十多年。 1941年德国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在那里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他的胃溃疡越来越重，在采石场做苦力维持生活。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他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把他和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回来，安排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他从此开始做翻译，主编完成了新版《俄华辞典》。 1952年，陈昌浩从苏联回国，刘少奇到北京车站迎接。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老同志到自己寓所聚会。在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弯腰向昔日的战友、部下拱手，表示歉意。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握手时，他连声说：“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1953年到1967年，他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53
